第二八回 辩《左氏传》君臣论儒 释《商君书》叔侄抵牾 (第3/4页)

不失秋毫之末，故名「陨石」』，因而说『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』。殊不知西晋盗发的《竹书纪年》中也写的『陨石于宋五』。陛下适才提的《庄公》七年之流星雨，《竹书纪年》写的也是『星陨如雨』。照董生与《公羊》的说法——说《经》乃孔丘为正名定分、褒贬人物而修、作——那么，难道《竹书纪年》也是孔丘所修编或撰作？《竹书纪年》还说，尧舜禹之间所谓的‘禅让’，实则是通过政变的方式夺取王位，还说，伊尹实则是篡位的逆臣、太甲后来杀了伊尹——那么，按所谓‘春秋笔法’，‘为贤者讳、为尊者讳’的原则，这些抹黑贤相伊尹的政变事件都该被削去。若《竹书纪年》也是孔丘所作，为何这些事件的记录都被原封不动保存了下来？孔丘显然与《竹书纪年》毫无干系。《经》与《竹书纪年》文字相同，最说得通的解释，就是二者皆是沿用的官方史文罢了，孔丘未曾对其有过一字改动，更未有正名定分之意。董生还以为孔丘选用的每一个字都有重大意义，着实是牵强附会，过度解读。

    “至于陛下说《经》笔削褒贬，适才举例『郑伯克段于鄢』——陛下不知：依东周时期惯例，鲁国太史对外国大事，只有在当事国来通告时才记录。如『齐崔杼弑其君光』、『晋赵盾弑其君夷皋』，本就是齐、晋两国太史的直笔。《隐公》十一年《传》云：『凡诸侯有命，告则书，不然则否；师出臧否，亦如是，虽及灭国，灭不告败，胜不告克，不书于册』，就是说凡是建交的诸侯国发生大事、兴师打仗，若遣使来告，则记录，若不来告，则不记录；打仗胜败的记录也是如此，即便是灭了某国，若不来通告，也不记录在册。

    “据此可推断，『郑伯克段于鄢』乃郑庄公遣使来告鲁。那么，既是胜利者的官方通告，必然说败者共叔段有罪，是以隐去了段为庄公弟一节。何况，庄公是否真的杀了叔段，后世并不得而知——郑国使者用『克』字，仅因胜仗曰『克』，《庄公》十一年《传》云：『大崩曰败绩，得儁曰克』，即‘将某国打得大败崩溃叫『败绩』之，俘获某国雄儁的将才曰『克』之。’

    “可见，鲁《春秋》皆凭外国来告而书，其书与不书，并非由孔子笔削，而是取决于外国是否来告，以及鲁国太史如何承告。故而《经》中有许多当书而未书的事件。如，哀公元年吴灭越，再如，闵公元年晋灭三邦，皆因无告，《经》便统统没有记载。《传》统计春秋时期灭国有五十二，而实观《经》文，灭国仅三十余，难道似存亡兴灭这等大事，孔丘也削而不记么？

    “是以，陛下适才所说《经》『字寓褒贬』、『笔则笔，削则削』，恐怕确为后人借孔丘之圣人名头穿凿附会、各有云说，并非孔丘本意也。

    “而何故借圣人之名耶？无外乎使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』之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罢了。若某人说‘圣人说过这话、作过这书’，那么谁还敢斗胆反驳？社会中，绝大多数人并无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只懂得追随董仲舒这类大儒——或叫意见领袖——的看法，因为这是最安全的做法；如果大儒们错了，被笑话、丢面子的是他们，而不是他们的追随者。但若某人斗胆说了违异大儒的话，那么万一错了，他非但会被人口诛笔伐，更会身败名裂、贻臭万年。故而，一旦某观点被大儒视为正统，则极难被推翻，即便它是错的。”

    帝默然，沉吟片刻，沉声曰：“依卿之见，既然笔削褒贬是假、『君臣父子』是编出来骗人的，那么，乱臣贼子既不必惧太史之笔，则可欺名犯分、得以肆无忌惮么？”

    王正色曰：“非也。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』之思想，使臣民信之则可，而君父信之则万万不可。陛下适才问，‘若无《春秋》刀笔，乱臣贼子何惧哉？’　臣再为陛下解惑。

    “乱臣贼子所惧者，非儒道也，乃霸道也。人与人之间，非仁义也，乃利害也。人主之患，在于信人；信人，则受制于人。若纯以德治教化，施仁政、用王道，每日里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』、『三纲五常』、『天地君亲师』，乱臣贼子便不反了么？非也。诛灭九族、黥面劓刖、剥皮腰斩、车裂寸磔、抽肠沸烹，这些才是好使的手段。

    “然『仁暴者，皆亡国者也』。要紧的是权衡『术』、『法』、『势』的运用。

    “『术』，一如郑国申不害，变法时须善用权术手段，观察臣下的性格弱点，cao控人际关系，不动声色而明辨忠jianian，再依此任人授官，且手cao生杀之柄，以服群臣。

    “『法』，即《商子》所述，富国强兵，利出一孔。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。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关系，人民的力量越弱，社会的力量越弱、越无法集中力量、组织行动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