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八回 辩《左氏传》君臣论儒 释《商君书》叔侄抵牾 (第2/4页)

帝告曰：“习也，勉餘力为之。”　王乃作色曰：“熟否？”　帝默然，遂上骕骦，王亦上乌骊。二马騑騑，并辔齐行，前后皆王之心腹将校，无人敢言。至太庙，同入拜谒，既毕出，王曰：“臣敢请驾幸锦院，惟天子从之。”　帝许之，遂共上御辇西行。

    輦上，帝与王南北分坐，帝坐南面北，王坐北面南，问帝曰：“陛下，平日阅习何书？可为臣言之。”

    帝虚龄十五，曰：“王太傅令习圣人《春秋》。”　曰：“有《经》而无《传》，使圣人苦思十载亦不能知也。可用《传》以辅翊之否？”

    （注：《春秋》即《春秋经》，下文或曰《经》，相传为孔子按鲁国国史《春秋》所修编或撰作，但经文极其简略，故而后世有三《传》——即《左氏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——为之释义。鲁《春秋》已失佚，如今不得见。《左氏传》——下文或曰《左传》、《传》——相传为左丘明所作。）

    帝告曰：“用《左氏传》。师曰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穿凿附会、不能通顺处甚众，观之费神而无补，实不足读。”

    王乃笑曰：“《左氏传》不能通顺处亦众。况依孤看，夫子未必修《经》，而丘明未必作《传》也。”

    帝愕然大惊曰：“何得出是言？师曰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言大义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，非圣人，谁能修之？《孟子》亦云：『世道衰微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』《庄子》亦云：『《春秋》经世，先王之志，圣人论而不辩……以道名分』，足见圣人修《经》。太史公《史记》亦录董仲舒言曰：『周道废，孔子为鲁司寇……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。』《春秋》上明王道，下辨人事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。若无《春秋》刀笔，乱臣贼子何惧哉？”

    王乃愀然，长叹曰：“陛下尚幼，只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耳。”　语甚直切。

    帝微攒眉，怫然垂首，不语。

    昭缓言道：“陛下试观《论语》，子曰：『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』可见孔子自认曾整理《诗经》。《春秋》原本乃鲁国国史，若孔子果然修编过或重作过，那要比修编《诗经》紧要得多，《论语》何以忽略如此重大的贡献？孔丘及弟子何以对其只字不提？”

    斛律雍当即抬头辩道：“《论语》中没有，未必代表圣人未曾做过。按太史公《孔子世家》说，圣人年过七十而作春秋，二载而卒，其学生写成《论语》时或忽略了也未可知。况且《传》也明说过：『晋侯召王，以诸侯见，且使王狩。仲尼曰：「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，故书曰：『天王狩于河阳。』」』这六个字，显然是圣人的书法。”

    昭摇头道：“陛下，《孟子》又云：『尽信《书》不如无《书》』，说的虽是《尚书》，实则天下书观之同理。就《经》论，因其原本是鲁国国史，总十二个鲁国公之事、历二百四十余年之时，其间必经过数十人手笔，此数十人，书法各不相同，如：《庄公》以上，诸弑君者皆不录其氏，《闵公》以下则皆录其氏，《文公》九年前楚国君称『楚人』，《宣公》五年皆称『楚子』……似这等前后不一之书法，《经》中不胜枚举，可见时史家体例不尽相同，若孔丘果修鲁《春秋》，何不一之？”

    雍睁目谛视，道：“似十三叔这般说，圣人既未作《经》，那么《经》便并未给人、物正定名分了？想来十三叔不屑观《公羊传》，不知《公羊》的说法，朕乃告十三叔知晓。《公羊》曰：未修编的鲁《春秋》记《庄公》七年流星雨，书『雨星不及地尺而复』，圣人修之，改书『星如雨』。因此，《经》中该处『夜中，星陨如雨』的记载就是圣人的刀笔，意在使名分相等，教人不做有名无分、僭名越分之事。

    “又，按十三叔的说法，《经》之笔削、字寓褒贬，难道也都是无稽之谈？既如此，《经》曰：『郑伯克段于鄢』，则何故用‘郑伯’而不用‘兄’、用‘段’而不用‘弟’、用‘克’而不用‘杀’？按《传》所述：兄不兄，弟不弟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骨rou相戕，不似兄弟，反而如打赢敌国一般，是以圣人曰『郑伯克段于鄢』，不用‘兄’‘弟’而用爵名、不用‘杀’而用‘克’以作讽刺，足见之微言大义也。朕看，这方是正解。”

    昭乃道：“陛下所说两点，一即《经》正名定分，二即《经》笔削褒贬、臧否人物。臣乃一一驳斥，为陛下解惑。

    “董仲舒所谓『《春秋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』，举的例是《僖公》十六年『陨石于宋五』。董生以为孔丘『名物如其真，